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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作为西北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而且是出席七大代表的9对夫妻①之一；她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妇女领袖，在延安发起筹办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合作社、向全国各解放区发起成立了妇女联合会筹委会②。她奉命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这个传奇女子就是贾拓夫的夫人白茜。

农村女孩   十六岁离家闹革命

1918年农历3月初5，白茜出生在陕北清涧县高杰村，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历代出息过不少贡生举人、进士翰林及县令知州的灵秀之地。1920年村里设立了清涧县第二高等学校，1927年又设立了男、女小学。在这块有文化传播的穷乡僻壤，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年轻人较早开始了革命活动，仅白氏家族就有40多位名门才子、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先后培养出白治民、白如冰、白栋材、白恩培、白明善等十几位担任我党军政重要职位的高级干部和革命先驱。1936年，毛泽东从这里渡过黄河，踏上了东征之路，并写下了雄视千古、气壮山河的《沁园春·雪》。

白茜的父亲白明远是个贫苦农民，为人忠厚善良，没读过书却能识一些字。白茜参加革命后才知道，老实巴交的父亲也是共产党员，担任过支部书记、贫农会会长。白茜的伯父白明善1925年入党，曾在上海大学学习，是瞿秋白、恽代英的学生，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过，后来回到陕北，与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等人一起领导了清涧起义，先后兼任绥德、米脂县委书记。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在清涧县城被捕，1932年1月被敌人处绞刑，壮烈牺牲。白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革命的家庭里。

白茜原名叫白爱玉。1939年从西安奉调返回延安，到中央党校女生班学习，半年后随班转到延安女子大学，她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白茜。可是直到解放后，彭德怀见了白茜还是叫她“爱玉”，大概是因为彭大将军觉得这样称呼更能体现与老战友、老部下之间的亲密无间，也能令人回忆起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同志之间的融融情谊。

白茜小时候在家乡小学只读过两年书，终因躲不过封建传统的影响，学业被中断了。她多么渴望同小朋友一起读书、玩耍，她曾一次次地跑回学校，趴在墙头上热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孩子出出进进，唱唱跳跳，木呆呆地听着他们的朗朗读书声。她后来也多次回忆自己少年的时光，不无遗憾地说：“要是那时候能让我念完小学该有多好啊！”

1934年初春，土地革命在陕北发展起来，急需妇女干部。经过党组织做工作，白茜和同村的白烈飞、白凌云、白洁、白国英、白云凡、白风悟、白怀英和刘锦如九姐妹毅然偷偷地离开了村子，到30里外的南坬村会合，参加了陕北特委组办的妇女训练班，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革命生涯。那年她刚刚16岁。

这个训练班是处在国共两种势力拉锯的陕北苏维埃区域内，清涧县城就驻扎着国民党井岳秀、高双成的86师围剿部队，条件艰苦而又危险。白茜她们白天隐蔽起来听课、学习，晚上到附近的村子里搞宣传、发动妇女。九姐妹本来家贫，这时已是衣衫褴褛，有的连鞋也没得穿，走路都困难。组织上送来3匹土蓝布和一些麻，姐妹中年龄小的搓麻绳，纳鞋底，大些的剪裁衣服做鞋袜，不久都穿上了一色的衣裳鞋袜。这副“洋不洋，土不土” 又一模一样的装束，倒真像是一个队伍里的一群新兵，大家忘了艰苦，沉浸在新鲜和欢乐的气氛中。

训练班是战争中的训练班，随着陕北特委转移，随时参加工作。白茜清楚地记得，那年8月，谢子长率领的红26军42师3团和陕北游击队1、2、5支队，在清涧县东河畔攻打驻扎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她们姐妹就在黄河畔苏区的进士头村、薛家渠村、二郎山等地动员群众，照顾伤员，同男同志一起身背长枪，站岗放哨。每一班站3炷香时辰，下岗后就去慰问伤员，还为他们唱歌。后来，白茜她们随陕北特委转移到清涧县东区胡昌坪村，参加特委召开的庆功大会，有几千人参加，人头攒动，热气腾腾，喊声阵阵，红旗猎猎，那种震撼人心的大场面是白茜和姐妹们从未见过的。她们激动，兴奋，好像眼界一下子变宽了，思想一下子升华了，懂得了自己干的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大事业。训练班结束后，姐妹们分赴各自的岗位，一个个都逐渐成长、成熟起来，都成为革命队伍的骨干，被人们称为“清涧九杰”。

白茜是“九杰”中最为杰出的一个。1934年9月，经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和特委秘书长郭洪涛（建国后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介绍，年仅16岁的白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特委妇女部长。冬天，她随特委行军到安定，到瓦窑堡，到延川。1935年2月至10月，白茜又担任了西北工作委员会妇女部长，成为一名出色的党的妇女干部。

白茜还清楚地记得，1935年，永坪镇的红军大学要她讲土地法，这对于一个只读了两年小学、按旧习俗“山门不出，河门不下”、参加革命工作刚1年的17岁陕北女娃，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而白茜却没有退缩，她请郭洪涛、张庆富（建国后曾任林业部副部长）一遍遍地教：怎样开头，怎样举例分析，怎样与理论挂钩，又怎样结束。她自己就一遍遍地练习，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头头是道地讲起课来，而且讲得还不错。小小年纪的农村女娃，经过党的培养，真得刮目相看了。组织上为了鼓励她，奖给她一块银元。不久，白茜回家见大伯病倒在炕上，她毫不吝惜地用自己惟一的一块银元给大伯抓药治病。

国难当头  勇挑妇女工作重担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经过土地革命的洗礼，地下工作的磨练，延安女子大学的提高，白茜成熟起来了。1940年9月，西北局从延安女子大学调白茜回去担任西北局妇委副书记、书记。同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妇联第二次执委会上，白茜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妇联副主任。

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成立于抗日战争高潮时的1938年3月8日。成立大会上明确了边区妇女运动的总方针：“一方面使妇女运动和整个民众救亡运动统一起来，成为整个民众运动的一部分，配合各种救亡团体，坚决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大西北、保卫全中国而斗争；另一方面要发动边区妇女群众积极参加紧急的抗战动员工作，使边区的妇女运动成为全国的先进典范，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机。”

1942年，白茜接替徐明清担任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主任，直到1948年。这一时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时刻，党中央、毛主席以陕甘宁边区为依托，指挥了全国的抗战，粉碎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边区的广大妇女在整个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解放区的妇女真正撑起了半边天。

作为这部“推动机”的驭手之一，24岁的白茜投入了她的全部热情、才华和青春岁月，履行了她为理想而奋斗的神圣职责。无论是支援战争，参加自卫战斗，保卫边区，还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边区，打破封锁，支援前线；无论是破除封建，解放妇女，倡导男女平等，还是保育儿童，教育儿童；无论是培训妇女干部，还是组织妇女参选参政，白茜和她的战友、姐妹们都做得很好。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辉煌成绩早已被历史铭记，白茜的出色工作也得到了组织和姐妹们的高度评价。

说起大生产运动，现在的人们或许只记得南泥湾，会唱“三五九旅是模范”，却很少知道边区的妇女们曾起到过怎样的作用，其实她们才是真正的模范和生力军。白茜作为陕甘宁边区妇女组织的主要带头人，率领各级妇女干部宣传、动员、组织广大妇女投身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的确功不可没。仅1944年，陕甘宁边区妇联就组织了20万名农村妇女参加纺纱，6万名妇女织布，全边区生产棉花368万多斤，自给程度达67%，年产土布11万大匹，穿衣自给程度达47%，其中绥德地区自给率更高达82%之多。

在当时，能做出这样的成绩并不那么简单。一是陕甘宁边区山多地少人稀，为了支援战争，青壮年大多参军上前线，打鬼子和抵抗胡宗南的进犯去了；二是这一地区的妇女祖祖辈辈是不上山下地干活的，除清涧、米脂、延川一带的妇女还干些纺纱织布的活计外，其他地区如安塞、志丹、延安以及安边、定边、靖边的妇女连纺织的习惯也没有。要把封建落后地区的妇女动员到生产战线上来，可想而知是多么不容易。但是，革命的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里，白茜和她的战友姐妹们却完全做到了。

白茜毕竟是从贫苦农民家庭中走出来的，她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很快成为纺织能手。她从早到晚边工作，边和当地妇女谈话，手中边纺纱，一直是口不停，手不停，纺出的线又细又匀，织毛衣就是那时学会的。她随身带着一个筐，走到哪里，织到哪里，很快就超额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这件事还在《解放日报》上被报道过。

1944年，西北局号召向三五九旅的特等劳动模范陈敏学习，召开了动员大会，王震将军代表三五九旅向各机关提出挑战。白茜立即代表抗联全体干部家属和所有女同志上前应战，那种豪情满怀、干劲冲天的场面激励了所有的人。正是这种激情鼓舞着边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封锁，战胜了胡宗南数十万军队的进攻。为此，白茜作为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同时她还被选为中央妇委委员。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陕甘宁边区妇联除了层层动员、组织广大农村妇女挑起男人们的生产重担，层层举办训练班，培养技术骨干，教会妇女们纺纱织布、纺毛线、织毛衣外，还摸索着用经济的办法创造生产条件和解决流通问题。1943年3月8日，白茜和蔡畅、康克清等妇女领袖在延安发起筹办了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合作社。这是一个股份制的生产和消费的经济组织，有社员代表大会，有章程，并选举成立了理事会，白茜担任理事长。开始时，合作社只有二三百名社员，筹集了20万元（边币）股金起家，工作人员也只有五六个人。初期，她们以合作社的名义收购毛线，然后组织、发放给延安各机关的女同志，织毛衣、毛裤、毛袜，付加工费后再收上来，供应部队和出售。这样，局面很快就打开了。从1943年3月到1944年9月，合作社发放毛线22600多磅，组织了26个机关的1100多名女同志，纺毛线23000多斤，织毛衣、裤、袜25000多件。不仅部分地解决了军民的冬衣问题，还活跃了延安和边区的经济。半年多的时间里，合作社就盈利370万元（边币），还按期分了红利，于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入股。到1944年8月，社员人数达4800多人，股金总额也有4054万元（边币），工作人员增加到五六十人。有了这样的成功，1944年9月的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就决定，合作社还要朝生产、供销、公益三个方面发展。合作社下设生产部、食品部、门市部和骡马店等，并在延安新市场里有了一座两层的营业楼，真是“火”得很。

妇女生产合作社这种经济型的组织形式，在当时的大生产运动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为活跃经济，增加供给，改善军民生活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对妇联来说，它也是推动妇女运动的有力组织形式。它的成功体现了党的政策的正确、灵活和富于创见，这也是白茜较为得意的一笔。为了纪念此事，白茜一直保存着她作为发起人之一而最先购买的股票。但万分可惜的是，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在“文革”中丢失掉了。

革命夫妻   风雨同舟共患难

白茜和贾拓夫是在共同的革命斗争生活中相识、相爱、相依、相伴，并结为秦晋之好。他俩的结合曾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段佳话。

贾拓夫，陕北神木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时也是16岁。他一直在陕西省委做党的地下工作，是陕西省委领导人之一。1933年7月，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及杜衡被捕叛变，党组织遭到破坏，20岁的贾拓夫临危不惧，做了相机安排后，遂赶赴北平向北方局汇报，又转到上海直接向党中央汇报。1934年1月，贾拓夫随党中央进入瑞金中央苏区，参加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以后在陈云领导下任中央马恩列斯学校白区理论班班主任，后担任中央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他是陕北老同志中惟一参加了长征全过程的人，是有过特殊贡献的革命前辈。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新的陕北根据地建立起来。1936年7月定边县解放，中央决定成立三边特委，统一领导定边、盐池、靖边这一新区的工作，贾拓夫被任命为特委书记。当时担任西北工作委员会妇女部长的白茜也来到了这一新区，于是他们在不期而遇中结识了。婚礼是在瓦窑堡举行的，结婚介绍人是白茜的入党介绍人郭洪涛，证婚人则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当时郭洪涛亲自批给一块银元，交际处办了个“酒席”， 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林伯渠、郭洪涛等中央领导和陕甘边区机关的许多同志都去热热闹闹地庆贺了一番。李维汉为他们新婚所作贺词：“无玉不爱，有夫可拓”，曾引得在场诸公兴趣横生。新婚第二天一大早，贾拓夫就奉中央指示奔赴汉中去了。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这对夫妻却没有那么浪漫，他们只能伴随着各自的工作而时聚时分。尽管如此，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战斗生活，共同的道德品格，共同的情感命运把他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从此再也没有分开过。贾拓夫曾给全家福照片题诗：“两小奇逢心互印，忽间成就一家人”。既然白茜和贾拓夫是在“奇逢”中心心相印，那么就注定他们要一起经历风风雨雨，一起跨过沟沟坎坎，一起面对起起伏伏。

1936年“西安事变”后，陕西省委重新恢复，贾拓夫被中央任命为陕西省委书记。他星夜从三边赶回延安，随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领导一起乘张学良的专机赶赴西安任职，在复杂的敌我斗争形势下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1939年，党中央调贾拓夫回延安，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任委员兼秘书，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实际上的降职，随之而来的审查，使贾拓夫和白茜都感到莫大的压力。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向中央反映，贾拓夫1931年曾在西安被捕入狱，对他的狱中表现产生怀疑，组织调他回来边工作边审查。

贾拓夫和白茜从未想到会落到这种境遇。多年来他们南北奔波，雪山草地，白色恐怖，出生入死，一直在为党的事业战斗。而现在却是受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上级和同志所怀疑，不可能没有困惑和苦恼。但白茜劝慰丈夫贾拓夫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审查去好了，越这样越要干好工作。“有亲人的体贴鼓励，贾拓夫没有消沉，没有申辩，而是潜心投入新的岗位，坦然、振作、积极工作。那段时间，贾拓夫在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实际上是主持工作的，他在民族工作的建树和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承认。毛主席于1941年10月9日写信给贾拓夫：“你已知道，对于你的怀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已决定取消对于你的政治上的怀疑，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这一段的工作也载入了史册。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贾拓夫被称作“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和早期民族工作方面的领导人之一。他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先驱者之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特别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工作，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工作，做出很大贡献。”

贾拓夫的这一关过去了，但不久后，白茜又遇到了来自内部的“麻烦”。

不畏艰险   独自撤离反遭诬陷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贾拓夫随西北局和中央部分领导转战于陕北，半年多没有见过白茜和孩子们。那时，白茜既是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西北局妇委书记，还被选为边区政府参议会议员。不仅负责工青妇一摊子工作，还是4个孩子的母亲，工作和生活十分艰难。一日天降大雪，她开了整整一天参议会，从早到晚没有一点时间去照顾山上窑洞里襁褓中的孩子。天大黑才散会，白茜踩着积雪，急急忙忙，滚了一身雪和泥，跌跌撞撞地冲进自己的窑洞，却没有听见孩子的一点声音。她吓坏了，一下子扑过去紧紧抱起饿昏了、冻僵了的孩子，心撕裂般痛，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可怜的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也有难处啊！”她把孩子搂在怀里暖着，轻轻摇晃，慢慢地喂着水，一点点，一点点，孩子居然咽下去了，又不知过了多久，孩子终于哭出声来了。白茜心痛地哽咽着：小莉莉，我的女儿命大呀！

贾虹生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据说那时白白胖胖，惹人喜爱，起名叫大胖，连周恩来副主席都抽暇来抱上一抱。那时候，白茜没有多少时间来照顾孩子，全靠姑姑和阿姨照看。虹生4岁时患了黑热病，肚子发黑，胀得鼓鼓的，高热不退，昏迷不醒。他的爸爸和妈妈只能抽出有限的一点工作空余时间，跑到桥儿沟医院看看病中的儿子。夫妇俩拉着儿子滚烫的小手，心疼的流泪，真担心儿子救不活了。好在有根据地医生的精心治疗，儿子终于挺过危险期，活过来了。后来，虹生的爸爸妈妈说：大胖的命也挺大的。

此时，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大部分人都已跟部队走了，而边区政府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后梯队随后转移。后梯队总负责人、边区法院院长马锡五通知白茜到宋家川集合。当时为行军工作方便，白茜把二女儿放到保育院，自己准备把3个孩子送回老家高杰村。但没成想敌入已占领了清涧县，离城90里的高杰村也不安全。家里人怕“名人”的孩子被“胡儿子”（边区人民对胡宗南的蔑称）抓走，都不敢收养，劝白茜带上孩子赶紧走。万般无耐，她只好背着、抱着、牵着孩子们向集合地点赶路。白茜母子日夜兼程，按规定时间赶到宋家川时却又不见一个人。那时敌机在轰炸，又找不到自己人，白茜还带着工青妇的文件和3个孩子，背包里的干粮早吃光了，孩子们饿得哭叫不停。白茜身上虽装有公款，但她却连想都没想到过要用公款给娃们买些东西充饥。想想看，一个不到30岁的女人，带着9岁的大女儿，4岁的儿子和不到两岁的小女儿，母子4人举目无亲，后边敌人跟着打过来了，而前边自己的队伍已经转移，这样严酷的局面该是何等的危险！何等的急！但身材矮小的白茜不忘使命，边哄着孩子们边硬撑着赶路。当走了3天赶到黄河边，正疲惫不堪，举步维艰的时候，身后一辆汽车开到身边，是邓洁（当时任中央办公厅政治处处长，建国后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和曾宪知（建国后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还有几个公务员。见到白茜，他们非常惊讶：“你是怎么搞的？敌人已到田庄，离我们只有40里了，你领着孩子在这儿干吗？”白茜解释说在等马锡伍，找后梯队。他们告知：马锡伍他们已转移了。邓洁说：事不宜迟，跟我们一起过黄河去山西。这是最后一条渡船，在等我们开会回来，渡口就要撤了。还说：“你多危险呀！若不是碰上我们，你会被胡儿子抓去当俘虏的。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当俘虏，政治影响太坏，现在马上跟我们走！”白茜就这样带着3个孩子过了黄河。

邓洁把她们母子暂时安排在军渡镇。稍事休息，白茜又带孩子们走了六七十里山路，去三交镇找到部分中央机关的驻地，见到了中办杨尚昆、中组部安子文、中央妇委邓颖超、帅孟奇等同志，说明了情况，请组织帮助安置4个孩子（还有白凌云的一个儿子），以便更快赶回西北参加战斗。杨尚昆他们笑道：“你没有被敌人抓去已是好事，先别急着回去，西北局方面由我们负责。”为此，邓颖超、帅孟奇、安子文、邓洁等领导同志特地给西北局写了证明，说明在这件事上白茜没有错误，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将白茜留住的。那时她什么都没有，还是杨尚昆帮着解决了衣、食、住。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找白茜谈话说：对这次战斗撤离，大家思想准备不够，组织工作比较乱，好在没出什么问题，没有被敌人抓到，这要感谢邓洁同志。林主席还表扬白茜能吃苦，没怨言。

这段经历本是一件很值得称颂的事情，它反映出白茜对革命的忠诚和坚定，不畏艰险，公而忘私，在与组织临时失去联系的险境和困境中，她拼死保全了组织的文件和公款，毫不动摇地找到组织并要求立即投入战斗。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此事却遭到西北局个别领导和妇联部分人的指责与攻击。

她们批判白茜是“害怕战争，临阵脱逃，偷渡黄河”。不仅在义合会议上点名批评，还在边区妇联重点批判了三四个月，剥夺了白茜的工作权利，而且在边区《群众日报》上发表文章。这种歪曲事实、诬陷上纲的党内斗争怎不让人痛心！更甚的是，如此严肃、涉及一个共产党员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最后竟不了了之。直至1948年8月，中央妇委调白茜去河北平山县东柏坡③筹备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离开陕甘宁边区妇联时，竟然没有人找她正式谈话，也没有人为白茜说句公道话，以澄清事实。就为这事，白茜的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一职也被人取代。

如果说贾拓夫被调职审查，还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两年多后恢复了对他的信任，毕竟还能有所安慰的话，那么义合会议对白茜的伤害造成的创痛却难以抚平。

身处逆境   革命本色永不改

白茜希望干部、党员要正派，办事要客观，这是她经历多年蹉跎而愈益加深的人生体味。她自己不仅有过那么一次不白之冤，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她和丈夫贾拓夫更是沉沉浮浮，饱尝了个中的酸涩苦辣。

1942年，贾拓夫协助贺龙、陈云同志，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1943年任主任后，就一直在财经战线工作。1952年周总理、陈云点将，调贾拓夫进京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国家计委成立，贾拓夫担任计委常务副主任，又先后做过分管轻工口的国务院四办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经委第一副主任，党的八大时选为中央委员，被誉为“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的、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

然而，由于贾拓夫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高指标，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成为工交战线集中批判的首要对象。此时，47岁的贾拓夫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操劳过度，已是两鬓苍苍。面对面批判的火力之强，言词之烈，都是他始料未及，闻所未闻的。遭此大难，特别是强迫他承认反党、反毛主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不出来，一家人住在一起，却几个月见不上面。那时节，白茜寸步不离，守在贾拓夫身边，望着华发早生，面容憔悴的丈夫，白茜的心碎了。贾拓夫呆呆地望着心爱的伴侣，内疚之情无法挥去：这么多年我拖累了你，这次又牵连你了！

“不要紧，拓夫！谁让我们是患难夫妻呢？我们已经走过了多少艰难，还要一起走下去。”在白茜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贾拓夫挺了过来。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安排他到抚顺发电厂做代理厂长。不久，贾拓夫从抚顺给妻子白茜来信，其中写有一首诗：

下放煤都原有故，庐山教训信无辜。

京中同志如相问，早已投身在火炉。

白茜欣慰地看到丈夫坚定的革命本色又恢复了，不怕冤枉，正气凛然，豪情依旧。她深深理解自己的丈夫。

然而，白茜自己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庐山会议后，组织上叫她“暂不必去工作，你的工作就是照顾好拓夫同志。”开始时白茜担心丈夫贾拓夫，用战友的关切、爱人的体贴，帮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贾拓夫的情绪转过来后，白茜就要求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丈夫，但她的请求没有被接受，她竟然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利。后来在白茜的一再坚持下，她才得以恢复工作。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贾拓夫在抚顺工作颇有成绩，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为他摘去“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周总理要他准各接受新的工作，而他也被获准以中央委员资格参加八中全会时，那个以整人起家的康生突然炮制出一个“利用小说反党”的案子，罗织出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 还抛出一个“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于是，从未见过小说《刘志丹》（尚未出版），也从未听说过其内容的贾拓夫又一次被推进深渊，被取消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对他进行专案审查。

1959年到1961年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贾拓夫处于那样一种困境。白茜自己要工作，要挂念远在东北抚顺的丈夫，又要独自撑起这个家庭，7个孩子都在上学。如此沉重的负担又一次压在她那柔弱的身体上。但她仍是那么刚强，在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下，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平静地对待这一切。她如平时一样坐十几站公共汽车去劳动部上班，和往日一样操持着这个大家庭。与以前不同的是，白茜更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在校表现，她希望孩子们像父亲一样，有才干而又正派，有志气而又不怕挫折，有出息而又不骄躁。她给孩子们做出的榜样，影响着几代人。

灾难降临   丈夫惨遭迫害致死

从抚顺回京后，贾拓夫被安排在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他没有被一次又一次的不白之冤击倒，而是以革命者的宽广胸怀和高度责任心如饥似渴地研究马列著作，总结经验教训，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和理论水平又一次得到了升华。贾拓夫又一次从灾难中挺了过来。

1965年，根据彭真的建议，贾拓夫被分配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即首都钢铁公司）任副经理。经过近3年时间系统的学习和总结，贾拓夫觉得很充实，还有一种屡挫屡奋、愈挫愈奋的豪情。他在诗中抒怀：“曾经沧海仍为水，落户西山愿做工”。他开始从矿山到高炉，从车间到食堂，先后到3个矿、两个厂、6个车间蹲点劳动，做调查研究，写了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

白茜也完全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平静地工作，平静地操持着这个几经风雨颠簸而仍然完整健全的家。

正当一家人像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一样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时候，一场空前的浩劫席卷中国大地，那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再一次把这个家庭推向了深渊。那个整人不死永不甘心的康生和“中央文革”点了贾拓夫的名，尽管他坚韧不拔、正气浩然，也抵挡不了来势凶猛的狂潮恶浪，也许正是这种正气使他没能躲过厄运，终于惨遭迫害，活活被整死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小树林里。那是1967年5月7日，当年被毛泽东主席称为“陕北才子”的贾拓夫，遇害时年仅54岁。

白茜虽然作为“当权派”受到大字报的诬蔑攻击，倒还没有被“触及皮肉”。可是丈夫突然被害身亡，却似五雷轰顶，“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继续革命”就是真的要把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都“革”掉吗？

不！历史不会这样运转！一切倒行逆施终究会被纠正。她相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这是她几十年风雨坎坷所获得的最坚定、明确的信念。白茜忍住泪水，勇敢沉着地面对这一切，应付这一切，艰难却又满怀信心地与命运搏斗着。

家是没有了，早已被造反派们砸、抄得一塌糊涂，丈夫心爱的书和文稿、保存多年的珍贵照片也都被洗劫一空。大女儿被当作“黑帮子女”、“反革命”，在“工人阶级”监督下“劳动改造”；老二、老三去了部队农场喂猪、种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老五、老六分别到延安、内蒙古插队，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地方“锻炼成长”去了。白茜也被驱逐到河南修武县的“五七干校”，她带着身体有病而不能单独去农村插队的小女儿，又竭力申请，把原本要放到吉林农村插队的只有15岁的儿子也带到了干校。

原来的住处被收走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被政治运动冲击的支离破碎，七零八落！

申辩抗争   拓夫终获平反昭雪

面对如此不幸，白茜始终没有被压垮。她默默地下定决心，再难也要挺过去，再苦也得活下来！她要为自己的丈夫讨回公道，她要让世人了解自己的丈夫是怎样的一个人，要让人们认识到贾拓夫是一个蒙受了太多不白之冤而又堂堂正正、铁骨铮铮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同时白茜也要让人们认识，她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弱女子，不是-个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她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有志气的真正的革命战士！

为了还历史一个公正，还丈夫一世清名，白茜奔走呼号，申辩抗争，百折不回，坚持了将近13个年头，整整4698天，1980年3月20日终于迎来了为丈夫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党中央决定“恢复贾拓夫同志的党籍，恢复名誉，予以平反，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职务召开追悼会”。邓小平、胡耀邦、乌兰夫、王震、彭真、薄一波、姚依林、万里、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那一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证明了贾拓夫同志的清白历史，同时也证明了白茜同志的坚定无畏。

接下来，白茜又带领儿女们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在没有一个单位、一级组织的直接参与下，硬是利用从造反派手中捡回的部分资料，无冬历夏地走访了几十位老同志，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整理编撰出《贾拓夫传》，翔实地再现了贾拓夫同志革命的一生。经过有关单位的审阅批准，白茜又集资1万元出版了《贾拓夫传》。

在贾拓夫同志去世25年祭日的那一天，白茜亲率全部儿女孙甥，在丈夫的灵柩前，捧上了这本凝聚着妻子和儿女心血，又寄托着全家人无限深情而又来之不易的书。白茜颤巍巍的双手捧着《贾拓夫传》，坚定地对丈夫说：“拓夫，我和孩子们又来看你了。这次不一样，我们把传记写出来，也出版了，我很高兴，今天给你送来，让它跟你作个伴。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我也好，再没有太多牵挂的事，你放心吧！”

在儿女们的记忆里，这是历年祭日看望父亲时，母亲惟一一次讲了话的，讲得那么朴素，那么深情。

是的，白茜的孩子们历尽千难万险，都长大成人了。7个孩子中有5个是共产党员，1个高级教师，两个高级工程师，3个国家干部，还有企业管理者。

白茜为革命牵挂了一辈子，为丈夫牵挂了一辈子，为孩子们牵挂了一辈子，她太累太累了。

苦尽甘来   儿孙满堂告慰英灵

白茜的晚年过得还算愉快。这种愉快完全是建立在那种心明似镜却又心静如水的心态上。

白茜的一生有过骄人的辉煌，也历经坎坷和灾难，但无论是什么处境，她都泰然处之。她用博大的胸怀和常人难以比拟的坚韧去面对世态炎凉与人生荣辱。

白茜辞世前的最后几年中，过的比较快乐和开心。每逢周末公休日，她的儿女连同爱人和孩子都会不约而至，一起来到母亲家中，陪老人家说笑，谈见闻，打扑克牌，一起吃顿团圆饭。一大家子人高高兴兴，其乐融融，知道的人都很羡慕，说：“这年头，一个大家庭能这样经常团聚，亲亲热热，真是不多见了。”都说老太太“有福气，这么多孝顺儿女众星捧月似的，真是幸福晚年，太令人羡慕了”。

不错，白茜最满意的就是能和儿女们愉快地在一起过个星期天，她也非常盼望和珍惜这每周的一天。每到这一天，老人家早早收拾好，常常到楼底下，站在街上顾盼着儿女们到来。有时竟要站上个把钟头，然后让第一个到达的孩子搀扶着她，笑逐颜开地上楼去。有一次天下着小雪，白茜站在雪地里望着前方，盼着儿女们早些来到，不知不觉头上身上都落了一层雪花。这时走来一个年轻人，笑着帮她拍去身上的雪花，她还心想：“今天遇到个好小伙子，还帮我掸雪呢。”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小儿子第一个到了，她开心地哈哈大笑。等都到齐了，中午自然是大家叽叽喳喳围坐在一起聚餐，饭菜虽然很一般，但气氛却热乎乎、暖融融的，那种亲密无间不仅是老人，就连儿女们也感到温馨和幸福。

白茜之所以感到晚年是幸福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儿女们爱她，亲她，孝顺她；更重要的是她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无悔和泰然。她曾对一位记者说过：“我为理想奋斗了一生，当时的理想虽然朴素、简单，却是正确的，为之奋斗一生是值得的。过去的理想现在都已变成了现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付出很多，但我还是不怨不悔，从来没有动摇过信念。我文化不高，没做什么大事，能力不算强，但我兢兢业业，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奋斗过，工作过。我没有犯过大错误，也未受过处分，我对党和人民是无愧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平凡的，但它也是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紧密相连的。因此，当我看到当年的理想一点一点地变成现实，这其中有我的一份努力。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感到自豪、光荣。”

1999年5月27日白茜说过的这番话，是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也深刻地反映了她晚年愉悦、轻松的心态。

高山仰之   人生楷模

1999年11月23日晚7时35分，白茜离开了她亦苦亦乐，生活、奋斗了81载的人世，安祥地、永远地去了。

一个多月以前，一家人还其乐融融地围在母亲身边，谈笑风生，老人家还兴奋地同孩子们商议要不要去参加国庆50周年的阅兵式观礼。当时儿女们劝阻她说，站的时间太长，还是在家看电视更好。半个多月前，白茜虽已住院，医生的检查结果还说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一些老毛病。儿子虹生陪母亲在医院走廊里散步，母子亲切地唠着家常，还商定：待出院后陪老人家去珠海走走看看，休养一段时间。母亲非常高兴，还说：“我没有去过那里，听说环境很好，离澳门那么近，真想去看看……”

白茜住院前，每天还能下楼走个把小时，写个把小时的毛笔字。由于坚持活动，老太太弯腰手能触地，还可以单腿独立，另一条腿架在阳台的矮墙上，就连一些年轻人都自愧不如。儿女们还共同制订了一个计划，叫做“90工程”，就是要让老太太愉快地活过90岁。而且这计划已顺利地实行了二三年，眼看再过一个多月，她就是个跨世纪老人了，怎么会突然发现胸腔积液，而抽出胸水后只10天就心肺功能、肾功能衰竭，以致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撒手人寰？看着窗外夹杂着雪霰的毛毛细雨，回想起母亲不平静的一生，更让儿女们难以接受这痛心且悲凉的结果。

白茜去世前几天，医院报了病危，儿女们毫无思想准备，在极度惊恐和巨大的悲痛中，开始考虑后事。虹生的二姐在寻找母亲的照片时，意外发现了夹在一个小本本里，母亲亲笔写的遗嘱，而且这遗嘱竟是10年前写好的。这薄薄的一页纸上清楚地写着：

亲爱的孩子们，亲人们：

死人是经常的、自然规律，我到那时候请你们照办。

一、如患有不治之症，绝对不抢救、拖时间，不必浪费国家的医药费用，我少受痛苦，你们少看到难受的心情。

二、不发讣告，不开遗体告别会。

三、不写生平回忆之类的东西。

四、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是我对人民的最后贡献。

你们的父母是真正的无产者，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你们的成长是自己奋斗来的。今天看到孩子们工作学习都不错，兄弟姐妹是团结的，你们各自的小家庭生活很不错，对我不错，别人很羡慕，这些对我是个很大安慰，所以我满意地去了。

1989年9月10日

妈妈留

总共222个字，但它包括了多少内涵！这又是怎样的胸怀和情操啊！一位身材不高，体重不足90斤的老人，她心里容纳了多么宽广的天地！她早已不再是革命年代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陕甘宁边区妇女领袖的形象，也已不是连任数届全国政协委员，老革命的代表，而只是一位默默无闻、颐养天年的离休老人。然而，她毕竟是有着65年党龄，经历过无数艰难，顽强地生活了81个春秋的斗士。如果了解白茜的一生，就会从这短短的字里行间品味出更多的含义。在儿女们心中，她是最伟大的母亲！在我们常人，她是人生的楷模！

儿女们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白茜只有15000元的存款。这个为党、为人民、为共和国奋斗、工作了65年的老革命，竟然如此清贫！

儿女们遵从她老人家的遗嘱，把遗体献给医院。大夫们被白茜高尚的情操所感动，更为她老人家的遗嘱所震撼，不忍心将她作为一般捐献的遗体对待，只作了尸检，保留了白茜遗体的完整。亲属与组织商定，以最简捷的方式送走了这位伟大的母亲。

在家里白茜的遗像旁，儿女们奉上一副挽联：

六十五载  风雨磨砺  鞠躬尽瘁  曾经沧海难为水

八十一岁  春秋蹉跎  克己清俭  弘施爱心著世人

短短38个字，概括了白茜一生的经历，以及她的风骨，她的人格，她的品德！

（资料来源：贾虹生《母亲，人生的楷模》《红色神府纪事》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当时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出席七大的代表中有9对夫妻，他们是：周恩来、邓颗超；朱德、康克清；张闻天、刘英；李富春、蔡畅；聂荣臻、张瑞华；萧克、蹇先佛；刘澜涛、刘素菲；贾拓夫、白茜；王明、孟庆树。他们中除刘素菲（府谷县人）为候补委员外，其他均为正式代表。

②1945年，由陕甘宁边区妇联发起的全国各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成立，选举蔡畅为主任，邓颖超和白茜为副主任。

③1948年8月，为迎接全国解放，中央调白茜到河北平山县东柏坡参加筹备全国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接着又到北京怀仁堂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白茜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